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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搭起了沒有時差、沒有距離的聯繫, 但你我為何愈來愈寂寞?

網路問世時,許多人早已失去對彼此的連結。那時,這個崩解已持續了數十年。網路為他們失去的東西提供了替代品——臉友取代了鄰居、電動取代了有意義的工作、網路上的狀態取代了真實世界的狀態。


網路搭起了沒有時差、沒有距離的聯繫,
但你我為何愈來愈寂寞?

寂寞像濃霧籠罩著現今的社會,愈來愈多人覺得寂寞。
美國喜劇演員莎拉.席佛曼(Sarah Silverman)在電台受訪時談起憂鬱症。憂鬱症在她十幾歲時找上她。她母親和繼父問她有什麼問題時,她找不到解釋的詞彙,最後說她很想家,就像在夏令營時會想家一樣。問題是,她說她想家,但她明明就在家裡。
我們現在講到「家」,說的是那個四面牆的空間和核心家庭(也不是人人有核心家庭),但這絕非「家」對前人的意義。過去,「家」是一個社區、一個密集網絡。但這樣的概念基本上已消失了。我們對「家」的感覺早已快速崩解,無法滿足我們對歸屬感的渴望。因此,即使人在家也會想家。

21世紀的典型西方人每隔6分半鐘就會檢查手機一次。青少年平均每天發百則簡訊。42%的人從不關手機。

美國社會神經科學家約翰.卡喬波(John Cacioppo)研究寂寞多年,他說:社群媒體無法彌補心理上的缺口。更重要的是,人們沉迷社群媒體是為了填補一個智慧型手機問世前就存在的巨大坑洞。就像憂鬱焦慮一樣,網路成癮是我們目前所面對的危機的一種症狀。

當我們想找一個解釋說明這個改變如何發生時,不斷有人告訴我們這主要是科技本身的問題。我們說收件匣中的每一封新電子郵件會如何為你帶來多巴胺效應。我們討論智慧型手機本身就會讓人上癮。我們怪設備。
但當我在心理治療師希拉蕊.凱許(Hilarie Cash)與其他人共同創辦的「重啟人生(reSTART Life)」網路成癮復健中心,並反思自己使用網路的行為時,我開始好奇是否有一種不同、卻更貼近事實的思考方式。
希拉蕊告訴我,復健中心的每個人都有些共同點。在強迫行為開始前,他們都經歷過憂鬱或焦慮。對病人來說,網路是他們可以分心擺脫焦慮的途徑。「那就是他們的背景,90%都是這樣。」






在網絡成癮前,他們都感受到迷失和孤立。後來,網絡世界為這些年輕人提供了他們所渴望、卻已消失於生活環境中的東西,例如對你很重要的目標、地位或部落。她說,「那些大受歡迎的遊戲是很多人一起玩的,你可以成為公會(guild),也就是團隊的一分子,也可以在公會中贏得地位。正面的部分是,他們可以說『我是團隊中的一員,我知道如何跟大家協力合作』,那個概念就是部落。」希拉蕊說,有了這個意識,就能讓自己沉浸在不同的現實中,忘記自己的處境。遊戲中的挑戰、合作機會、你所屬的群體和擁有的地位都會讓人覺得有收穫,並擁有比真實世界更多的控制權。
我思考著為何這些人是先出現憂鬱焦慮後,才有強迫性網路使用行為。希拉蕊說,他們藉由強迫性的網路使用行為,來解決自己受的苦。那些苦,部分來自於寂寞感。
網路問世時,許多人早已失去對彼此的連結。那時,這個崩解已持續了數十年。網路為他們失去的東西提供了替代品——臉友取代了鄰居、電動取代了有意義的工作、網路上的狀態取代了真實世界的狀態。喜劇演員馬克.馬龍(Marc Maron)曾寫道:「每次狀態更新,只為了讓別人注意到你。」

處在不健康的文化,最後就會變成不健康的人。我們所處的文化,讓我們無法得到能使我們成為健康個體的連結感。那也就是為何人們手機不離身,不願意登出。我們告訴自己,我們花這麼多時間在網路上,是因為在網路世界中,我們彼此有連結,那是一個有數十億人的派對。但網路世界無法滿足一個人核心的真正需求。我們需要的是這種連結,可以看到、摸到、聞到、聽到的……我們是社會動物。我們需要和他人互相聯繫,用一種安全關懷的方式。如果中間需要一個螢幕,那就完全變調了。
在網路成癮復健中心時,我發現了「網路世界」與「實際與人接觸」的差異就像色情和性愛的差異——搔到基本的癢處,卻永遠無法讓人滿意。
約翰.卡喬波說,「人必須歸屬於一個群體」,就像蜜蜂如果失去蜂巢會無所適從,人失去與團體的連結就會失序。
約翰發現,我們成了第一批要拆除部落的人類——儘管我們不是有意這麼做。結果就是,我們被遺落在我們無法理解的莽原上,寂寞著並對自己的悲傷感到困惑。

(摘錄自約翰.海利﹙Johann Hari﹚著《照亮憂鬱黑洞的一束光》,天下生活出版)











照亮憂鬱黑洞的一束光作者:約翰.海利
出版日期:2019/05/22


英國亞馬遜4.5星、美國亞馬遜4星評價 解開憂鬱症之謎,找到了不需用藥的社會處方箋 TED Talk千萬人氣演講作家——英國記者約翰.海利 飛越千里探尋憂鬱症成因 「一本闡述為何沒有人應該被隔離在孤島上的細膩清晰的著作。無論你是有輕微的憂鬱症狀、或是嚴重到曾有輕生的念頭,如果你希望看到真實、且持續的改變,拿起這本書來讀,它可以提供你適當的指引。」——艾瑪.湯普遜(Emma Thompson,英國演員、奧斯卡影后) 18歲吞下人生第一顆抗憂鬱劑,到31歲停止吃藥為止的13年期間,約翰.海利一直相信醫生與醫學研究報告的說法:他的憂鬱症是因為大腦的血清素濃度不足,需要用藥來修復腦內失衡的化學狀態。 從個人用藥的親身經驗,他不完全贊同醫生的說法與抗憂鬱藥劑的效用。於是,秉著記者追根究柢的精神,他花了3年時間,旅行6000多公里,足跡遍及美國印第安那州的阿米希村、柏林科提公宅、巴西聖保羅、加拿大洛磯山脈、英國等地,深入採訪了社會科學家、精神科醫師、心理治療師、演化生物學家、社會運動人士、以及深受憂鬱症所苦的人,試圖找到造成憂鬱症的真正成因與解方。 約翰.海利在這趟旅程中一一解開心中長久以來的各種困惑,他發現,不能只歸咎於生理與心理因素,集體的社會因素——人際關係、價值觀、職場環境、創傷、對未來不抱希望等,才是造成憂鬱焦慮最主要的原因。 旅程結束後,他找到了對症處方:憂鬱症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全體社會必須共同面對的問題。如果要減少這個造成人類社會整體疾病負擔第二名的憂鬱症的發生率,需仰賴社會群體的支持,進而與人、自然、有意義的價值觀、有意義的工作重新建立連結,克服自我成癮、童年創傷等,以及修復未來、建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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